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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照片背后的偏见与傲慢
发布时间:2019-11-06 14:47:42   作者:匿名

东方主义是描述东方的典型方式。

在《东方主义》中,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 Said)(1935-2003,美国)强调:“如果以18世纪后期为东方主义粗略定义的起点,我们可以通过发表与东方相关的声明,对东方的观点做出权威判断,描述、教导、殖民和统治东方,将东方主义描述为一种处理东方的机制:简而言之,东方主义被视为西方控制、重建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方式。”

Sayid称东方主义为“西方控制、重建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方式”,因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通过对东方的描述、想象和定义激发了西方对东方的态度,从而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行动。自19世纪以来,许多西方摄影师以强烈的东方主义为中国拍照。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商业摄影师,约翰·汤姆森(1837-1921,英国)在中国的旅行和摄影中,非常注重收集和吸收西方读者非常感兴趣的中国习俗(如满族女性的家居生活和汉族女性的脚)和风景(如北京圆明园和南京彩色玻璃塔)。前者因鸦片战争而广为人知,后者因出现在英国一幅受欢迎的油画上并被制成明信片,事件发生的地方(如天津大沽堡遗址和因《天津基督教计划》中杀害10名尼姑而在欧洲闻名的仁慈堂遗址),并试图阐述中国社会的江湖特色。广州的赌场和鸦片馆,福州警察盗匪的赛马和坟墓中的丐帮,台湾原住民向陌生人射箭,京津公路沿线的公交商店,长江上盗匪参观的夜船...江湖气氛多么浓郁啊!中国的激动人心的经历!中世纪落后所特有的传奇色彩!

19世纪70年代,上海,法院案例(摆姿势,手绘)。照片:威廉·桑德斯

这正是东方主义描述东方的典型方式。汤姆森对中国的描述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认识论基础是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线性过程。“它将欧洲置于发展的核心和顶端,从而使它能够根据欧洲发展标准(那些不同于欧洲的社会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上主宰世界……而不是被视为不同于欧洲发展的当代模式,它被置于欧洲长期落后的发展阶梯的某个台阶上。他们让欧洲人模糊地看到的不是一个可选的现在,而是欧洲发展的一个过去阶段,也就是说,一个被人们描述为“我们当代祖先”的理论。这种新世界观的发展与欧洲对世界的殖民统治是同步的。”

在汤姆森的照片和作品中,中国显然被放在了被欧洲抛弃的台阶上。

西方摄影师在中国拍摄三种情况

对西方来说,摄影是一个设备和技术、媒体和实验、交流和观看、美学和伦理的问题。但对中国来说,首先是政治问题。1844年,法国拉克森尼使团访问中国,迫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签署中法黄埔条约。谈判间隙,代表团海关官员朱尔斯·伊提尔(Jules itier)(1802-1877)拍摄了广州城市海关、富有的官僚以及参与谈判并签署合同的中法两国代表的照片,成为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批照片。法国舰队在珠江口,比达盖尔相机更生动,构成了摄影入侵——而不是引进——中国的第一个局面。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摄影师被允许在中国大陆旅行和拍照。战败的中国与英法签署了《天津条约》,首次确认外国人在中国大陆享有旅行、经商和传教的自由,并享有领事管辖权(治外法权)。从1860年到1943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英法美自愿放弃领事管辖权。在此期间,所有在中国旅行和拍照的西方摄影师都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益者,如《天津条约》。他们的照片也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帝国在中国的利益。这是西方摄影师第二次拍摄中国。

第三种情况与当时的英国社会或欧洲如何看待中国有关。

对于伏尔泰等人这样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来说,“没有人在他们的作品的某一部分不赞美中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有偏见,每年举行一次耕前仪式来奖励有用的技术;所有的官职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国家只把哲学视为宗教,把学者和知识分子视为贵族。看到这样一个国家,他们惊叹不已,心都提到了天堂。”

英国人显然缺乏法国人对中国的浪漫情怀。他们的观点来自商人和外交使节的经验,具有更多的经验性和经验性特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描述了这样一个中国:中国下层阶级的贫困水平远远高于欧洲最贫穷国家的下层阶级。广州周围的许多家庭在陆地上没有住房,只能住在渔船上。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他们渴望打捞一些从欧洲倾倒在船上的最脏的垃圾,比如坏肉、狗或猫的尸体。即使它们腐烂发臭,它们也很受欢迎,就像其他国家的人在得到最有营养的食物时会兴奋一样。1793年,作为英国国王的特使,他在热河会见了甘龙皇帝麦卡特尼。后来,在他的“中国之行”中,他写道:中国人不关心卫生,从不使用肥皂,很少使用手帕,到处呕吐,用手指擤鼻涕,用袖子擦鼻子,在脖子上寻找虱子。没有冲水马桶,到处臭气熏天;中国的军备更加落后,当权者没有危机感。“难道真的不明白仅仅几艘英国战舰就能消灭整个帝国的海军吗?英国军舰只用了半个夏天就摧毁了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让靠捕鱼为生的沿海居民挨饿。”麦卡特尼的访问实际上是欧洲对中国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昏庸的,官员是无能的,整个国家是不思进取和自满的。“在欧洲人最近进步最快的那些地区,中国人的知识非常贫乏。”

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军队以40多艘船和4000多名士兵(后来增加到7000人)打败了在离英国10000多公里外的国内作战的中国军队。这一残酷的事实彻底粉碎了中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形象,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有关落后、贫困、专制和脆弱的叙述的真实性。至于西方对中国看法的变化,英国汉学家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对《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一书进行了清晰梳理,而社会历史学家乔瓦尼·阿里吉(1937-2009)则将这一过程总结如下:

“随着168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军事-商业一体化体系的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这不是因为欧洲取得了多么巨大的经济成就,而是因为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早就指出了这个由士大夫阶层统治的国家的军事弱点。与此同时,他们也抱怨在与中国的贸易中遇到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官僚腐败、军队薄弱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进一步将中国带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从而将中国从一个模范模式转变为与“英国模式”相反的模式,后者正日益成为西方思想中的意识形态霸权。”

中国已经从最初的“模范模式”退化为“官僚腐败严重、军事能力薄弱的帝国”,成为“英国模式”的对立面——今天所谓的“国际主流社会”(暗示中国即将被淘汰)。这一过程反映了东方主义视角下东方主义中国的判断和影响,构成了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的第三种情况。

“东方主义图像链”的转向与马克·里布对“东方主义定理”的终结

在中国,马克·里布(1923-2016,法国)一直被誉为“纪实摄影教父”。然而,如果他被放在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的链条上,他显然具有超越摄影的意义。

从朱尔斯·伊蒂亚(Jules Iitia)和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英国人,1860年拍摄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签署了《天津条约》),约翰·汤姆森(约翰·汤姆森(1869-1872年游历中国)到约瑟夫·洛克(美国人,1922-1949年主要在中国拍摄和写作了27年),他们以征服国家和治外法权持有者的优越心态在中国寻找奇迹。法国哲学家萨特称这些来到中国的人是“发现异常现象的游戏”。中国的古老、贫穷、人口众多、小脚和长辫子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的中国形象支持东方主义对中国的各种描述。

直到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报道了陕北的红色中国(1937年),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报道了中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特别是当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报道了1948-1949年新旧中国的过渡时,西方摄影师才开始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卡蒂埃-布列松的照片显示了对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认可。萨特说,他是第一个将中国人视为法国同胞的欧洲摄影师。在他的照片中,“4亿中国人像意大利农场工人一样挨饿,像法国农民一样精疲力尽,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像资本主义封建领主一样被蒋介石家族剥削”。这不仅为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正义,也揭示了一个真理:中国人、法国人和欧洲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处于一个人类国家”。

然而,卡蒂埃-布列松对暴力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未来有许多疑问。

马克·里布不同。

“这是我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马克·里布写道。“这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底,当时他正乘坐一列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穿越边境。换句话说,我是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拍摄的。从她带的行李来看,穿黑色衣服的女人是个农民,尽管她的成熟和美丽让人觉得她住在城市里。人们在亚洲的一些地方看到甚至没有人类尊严的人。他们经常处于完全被遗弃的状态,这张照片立刻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我的第一印象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注入了一种尊严感。”

什么?中国人有“尊严感”?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许多西方人觉得他们的常识受到了挑战。

当时,马克·里布让西方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张鞍山钢铁厂的照片,为了生产更多的钢铁,一名工程师监视着他面前的五部电话,有序地安排生产。在职工食堂里,工人们坐着吃饭——在1949年之前,这是工程师和经理的特权,工人们只能站着吃饭。吃饭的工人在休息时没有换衣服,甚至没有时间摘下护目镜,饭后直接回到生产岗位。

看着马克·里布克1957年的《今日中国》照片,我们直接进入了怀旧频道。大多数人只认为这些照片是“有趣的场景”,很少注意这些照片对西方社会的公共常识的影响,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东方主义传统。他第一个通过照片告诉西方,中国过去有皇帝和龙,长辫子,小脚和让步,但现在中国人有尊严了。他向西方展示了一个“不可能”的中国。

从那以后,马克·里布记录了中国社会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50多年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巨大而困难的。它第二次向西方传达了“不可能性”,同时终结了“东方主义定理”:东方自古以来就是“静态的”,因为东方和东方人民在本质上具有消极的永恒性,缺乏发展和变革的可能性。

这应该是马克·里布超越摄影的意义。

这篇文章发表在2016年9月19日的《北京日报》上。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南五爱

制片人:刘丽芝

编辑:袁昕

流程编辑: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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